以后有一个多星期我没有再和罗西一起出去。她要到哈佛沙姆去看她母亲，在那儿住一晚。接着她在伦敦又有许多交际应酬。后来有一天，她问我愿不愿意陪她到干草市戏院去看戏。那出戏当时十分成功，免费的座位是搞不到的，因此我们决定去买正厅后座的票。我们先到莫尼科咖啡馆吃了牛排，喝了啤酒，然后就和一大群等着看戏的人在戏院门外等候。那时候还没有有秩序地排队的习惯，所以戏院的门一开，人们就发疯似的涌上前去，争先恐后地往里直挤。等我们最终挤进戏院抢到座位的时候，我们俩都已浑身发热，气喘吁吁，而且几乎给周围的人挤扁了。

散戏后我们穿过圣詹姆士宫公园回家。那天的夜色特别美，我们在公园的一张长椅上坐下。罗西的脸和她的那头金发在星光底下发出柔和的光泽。她似乎全身都洋溢着（我的表达方式很笨拙，但是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描写她给予我的那种强烈感受）亲切友好的感情，这种感情又坦率又温柔。她像一朵夜晚开放的银色花朵，只为月光发出它的芬芳。我悄悄地用胳膊搂住她的腰，她转过脸来望着我。

这一次是我开始吻她。她没有动；她那柔软鲜红的嘴唇平静而热烈地默默接受着我压上去的嘴唇，她似一片湖水接受着皎洁的月光。我不知道我们在那儿到底呆了多久。

“我饿极了，”她突然说道。

“我也是，”我笑着说。

“咱们上哪儿去吃点炸鱼加炸土豆条好吗？”

“好啊。”

那时候，威斯敏斯特还没有成为议会成员及其他有教养的人士集中的高级住宅区，而是一个脏乱邋遢的穷人区，我对那个地方很熟悉。我们走出公园后，穿过维多利亚大街；我把罗西领到霍斯费里路的一家炸鱼店。时间已经很晚，店里唯一的顾客是一个马车夫，他的四轮马车停在店门外边。我们要了炸鱼加炸土豆条和一瓶啤酒。有个穷苦的女人进来买了两便士的杂碎，包在一张纸里拿走了。我们吃得很香。

从那儿回罗西的家要经过文森特广场，我们走过我住的房子时，我问她说：

“愿不愿意进去坐一会儿？你还从来没有看过我的房间。”

“你的女房东会怎么说？我不想给你惹麻烦。”

“噢，她睡得很沉的。”

“那我就进去呆一会儿。”

我用钥匙开了门，过道里一片漆黑，我拉着罗西的手给她带路。我点上起居室的煤气灯，她脱下帽子，使劲地搔着头皮。随后她在屋子里到处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