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陈群与荀彧的区别。荀彧维护的，是行将就木的东汉王朝；陈群维护的，则是方兴未艾的士族阶级。所以荀彧失败，陈群成功；荀彧高尚，陈群高明。

曹丕则想通了一个问题：士族与曹家作对，究竟是为了大汉江山还是为了做官特权？曹丕认为是后者。于是他接受了陈群的建议并下令实施。没过多久，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澜和拥戴之下当了皇帝。[36]

这是曹丕的胜利，也是曹操的失败；是曹丕的喜剧，也是曹操的悲剧。作为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一旦改变性质，曹魏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曹丕成功代汉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集团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过是为士族阶级的政权再次加冕。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灭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蜀汉和孙吴又如何？

孙权和刘备原本没有资格建国，他们得感谢曹操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士族并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夺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训则是：士族的势力极大，只能利用，不能对抗。

因此，孙、刘都只能另辟蹊径。

顺势而为的是孙权。

孙权的路径是“江东化”，即政权的“本土化”和“士族化”。这让东吴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在危难中得以发展。可惜，江东化虽然夯实了孙吴政权的基础，却也改变了它的性质。前者是孙权希望的，后者则是他害怕的。

于是，晚年的孙权逐渐变得内心分裂，作风刚愎，行为乖张，对江东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以至于淫威独擅，用刑严酷。结果，上下言路不通，君臣离心离德，冤狱屡兴不止，吴国成为内部最不稳定的国家。更何况，江东士族也斗不过中原士族，因此孙吴终于亡于西晋。

绕道而行的是刘备。

刘备的办法是敬而远之，尽量避免与士族阶级发生正面冲突。诸葛亮执政后更是依法治国依法用人，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蜀汉也成为三国中治理得最好的。[37]

但，刘备和诸葛亮也有解不开的死结。

首先，他们不可能“本土化”。因为那样一来，蜀汉就势必成为一个保守狭隘的偏安之国，人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哪里还能北进中原，实现兴复汉室的理想？

何况作为外来政权的领导人，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他不但不能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