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我几次尝试套朱可夫的话，想搞清楚即将去执行的特别任务是什么，但都被他巧妙地回避了。问得急了，他把脸一板，不悦地说：“丽达，你在军队里待了也不止一天两天，难道不懂保密条例吗？该你知道的事情，自然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就算你问了，我也不会回答你。”

自从在朱可夫这里碰了钉子以后，我边识趣地闭上了嘴巴，不管是在飞机上，还是在前往参谋总部的汽车上，我都始终保持着沉默。

我们两人进入参谋总部的大楼后，朱可夫带着我熟门熟路地来到了总参谋长的办公室。由于华西列夫斯基一直没在莫斯科，所以使用这个办公室的人是安东诺夫。

正在忙碌的安东诺夫见到朱可夫进门，连忙站起来，绕过办公桌迎了上来，还隔着老远就主动伸出手，态度恭谨地对朱可夫说：“您好，元帅同志，欢迎您回莫斯科来。”

“你好，安东诺夫同志。”朱可夫一边和安东诺夫握手，一边笑着问：“我已经奉命返回莫斯科，能告诉我这次要执行什么任务吗？”

当听到朱可夫说出这句话时，我不禁愣住了，怪不得朱可夫不愿意和我谈这次的任务，原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因为想得太入神了，以至于安东诺夫什么时候将手伸到我的面前，我都没有发现。

安东诺夫招呼我们在会议桌旁坐下后，将一堆战报放在了朱可夫的面前，笑着对他说：“朱可夫同志，我们的部队如今就像通话中站在十字路口的勇士一样，面前有三条通往西南方向的道路：一条通往匈牙利，另外一条穿过罗马尼亚，第三条则通过保加利亚。面对着三条充满了艰难险阻的道路，勇士只能选择一条，而我们英勇的红军，则必须沿着三条道路同时推进。”

“这么说，我们的部队是打算向保加利亚进军了？”朱可夫听到这里，忍不住插嘴问道：“敌人在这一地区的兵力如何？”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德军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希腊驻扎有20个师，在巴尔干半岛上也有差不多数量额的部队，他们随时能从中抽调兵力来对付我们。”

朱可夫将面前的战报推到了一旁，抬头望着安东诺夫继续问：“副总参谋长同志，假如我们在这种时候发起进攻的话，能得到保加利亚人民的支持吗？”

“这是毫无疑问的，元帅同志。”安东诺夫笑容可掬地回答说：“参谋总部的同志都认为保加利亚人民具有良好反希特勒和法西斯的基础，他们对曾把他们从奥斯曼帝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