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够卖到一贯以上。跟城里相比，宋朝农田非常便宜，饶是如此，依然还是有大片荒芜。

码头附近属于商业用地，地价要贵得多，大约一亩地要十贯以上。此时盖房，一间的成本约是五贯，那处邸店连地皮带房产，大约值四百多贯。算来算去，扣除房产和地皮这些固定资产，偌大的邸店实际只卖了不到一百贯钱。

这是卖价最离谱的一处产业，王安石决定从这里开刀，处理那些胆大包天的吏人。一下子贪墨了两千多贯，足够砍几个人的脑袋了。

宋朝刑法一般以宽大为原则，但有两个罪名不在此列，比以前各朝加重处罚。一个是强盗罪，另一个就是贪污受贿之类罪名。枉法赃罪，十五贯以上绞。

至太宗朝，官员贪污，被判斩刑的还有不少。真宗朝后，一般不再判死刑，但只要坐实了枉法赃罪，或者贪污公币，处罚依然极重。是以此时的官员中饱私囊，多是向公使钱下手，把这些钱通过各种手段挪到自己的腰包里。真敢向管的官物直接下手的，还是非常少见的。特别是文官，多是利用灰色地带，而少有直接贪赃枉法的。

历史上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直接原因就是苏舜钦等人的进奏院事件。当时苏舜钦监进奏院，意气风发，身边聚集了一群年轻文人对政事高谈阔论。一日用卖旧纸的钱，招集意气相投的人一起饮酒，而且招妓相伴。因为言语出格，被人告发，御史王拱辰乘机进行重惩。受此事牵连，苏舜钦的岳父杜衍辞相，多人被迫离京，庆历新政很快失败。

虽然后来苏舜钦的同党友人欧阳修等人掌握了话语权，把此事说成冤案，认为是迫害。实际上按照法律，苏舜钦挪用公款五十余贯，监主自盗，犯的实实在在是死罪。最终只是把他削职为民，已经是考虑了具体情形，减轻处罚了。

不管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进行改革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一条就是援引同党为官。附和我的是君子，反对我的是小人，把政事之争变成了君子小人之争。在君子小人的分野中，把国法律条置于不顾，完全按照朋党行事。君子小人之争愈盛，国法律条便被践踏得越厉害，最终闹到无法收拾。

制度和政策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利尽弊显的时候就要改。以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照着做了就可以万世不易，得意之时对反对派赶尽杀绝，颠倒黑白，极尽羞辱，那么必然有一天形势变了，就要面临报复。

徐平推行改革小心翼翼，就是怕出现这种情况。不去找自己的同路人，而是定下制度来按政策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