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端午节是在西安度过的。

工地并没有放假，工人自发的不去上工，项目部不得不放假。由于项目大，不是所有的工人都愿意过节，我所在的标段有工人继续干活。何国涛跟小边同志得到了明确放假的答复，他俩极力让我争取休息的权利，因此我在微信群里跟领导们周旋了半天，得到的答复是:一号塔吊没有具体通知。

我最终决定不理睬，管他呢，我就出去溜达去。我知道，今天即使我走了，他们也拿我没办法。

我们三个梳洗打扮了一番，按着既定的出行路线有条不紊地走出了憋闷的工地。

对端午节的感受已经很淡漠了，虽然是个传统节日，对我们常年在外的工人来说已经感受不到其中的味道了。多年的工地生活，让人有点麻木。

走出工地大门，步行在滚滚的热流中，浑身汗流不止。工地偏远，纵横交错的街上看不到几个人，只有来回疾驶的车辆，不时开过去几辆。在十字路口，一个穿着橙色工作服的环卫工老头，手中握着一把长长的弯头镰钩，双手举着伸进树冠，将枯死的树枝勾折弄断，一张脸黑红黑红的，油腻的汗水浸润着皱纹捭阖的脸。他气定神闲地工作着，旁边有间活动房，门口摆着一张小桌，桌上摆着几瓶水跟一盆绿豆汤。

我们三个向张望渠公交车站缓慢走去，讨论着张国回家的事，他们两个判断，张国这次回家估计再不来了。我反驳，我说他是替自己挣钱，又不是给别人挣钱。他们两个就说，不信你等着看。我也害怕他不来，因为这两天我给他顶班，说好了他一回来，我就回家转一圈。太阳很扎眼，应该戴墨镜的，可我犹豫再三没有戴。何国涛说，这次出去了要买个太阳镜，把人晒死了。我说，我见你们没眼镜，我就没好意思戴，你们又要买，真不是人。这时候小边捣鼓着手机说，信号员刚打电话了，也要跟我们一起去。我首先不乐意了，几个小伙子带着两个老太太算怎么回事！

何国涛说，要说是两个年轻小媳妇就好了。然后他想起了在白银的时候，工地上有个女塔吊司机看上他了，每天晚上都叫他一起散步，还非要请他吃饭。他说那时候多潇洒，多自由啊。

小边说，那两个老大姐让等着，一块儿走，她们赶了过来，怎么办？

我让小边回复她们，就说我们已经坐上公交车走了。

小边指着不远处两个穿裙子、打扮得时髦的女人说，唉，现在哄人家已经来不及了，她们已经看见我们了。

我回过头一看，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