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个人崇拜，“伟人”一词在中国更几乎绝迹——而在民国初年，这“伟人”的含意却不过是“非同寻常之人”的意思，不仅孙、黄、宋常常被人们称作“伟人”，就如一个普通女子，如果有意从政，也常常会被人们不含贬义地称作“女伟人”的。甚至在宋案之后，袁政府还曾指责孙黄等是“伟人造反”，这“伟人”竟连一点褒意也没有了。
罢了罢了，后人的引申发挥靠不住，旁人的所见所闻靠不住，就是本人的亲身亲历，也还要打上许多的折扣——那这历史还怎么研究呢？
于是我终于放弃了成为历史学家或者历史剧作家的幻想，一心一意地还当我的“喜剧作家”。
<h3>【零 三】</h3>
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地写喜剧一直写到凌晨，接着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经是中午了。
我开始按部就班地起床、漱口、刮脸、洗澡、更衣，穿插着烧水沏茶和整理房间，一切都进行得井井有条。我一向觉得自己是个很有条理的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条理不成作家。
一小时后，我穿着浴衣，捧着一杯刚刚沏好的热茶，舒适地坐到沙发上——接下来我按惯例打开睡前关闭的寻呼机，查看在我睡眠期间是否有人呼我。
寻呼信息只有一条，却让我吃了一惊：
奶奶于今晨六时五十分病逝于华东医院通知在京亲友速来上海
姑妈
我六岁半时曾被送往上海，在爷爷奶奶身边度过了两年，一年上幼儿园大班，一年上小学一年级。多年以后，当我回首童年的时候，眼前总浮现出各种各样的颜色：六岁半以前在北京生活时是一种苍白的颜色，八岁半以后由上海返回北京时则变为一种血红的颜色，只有在上海的那两年，交织着许多许多灿烂明媚的颜色，这些颜色融到一起，飘然而来，随风而散，最后留给我的只是一种湿润的感觉，一种温暖的气息，和一种早春的、小雨中的、青草地上的味道……
在我写的“通俗喜剧”中，一般像我这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一旦遇到例如祖母去世这样的噩耗，通常要走出屋外在蒙蒙细雨中徘徊一阵，或者猛然打开窗户让窗外的凉风吹散自己的沉思，最低限度也应该在屋里来回走两圈儿才说得过去——而我现在却依然稳稳地坐在沙发上，唇边甚至还掠过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想起年初，有一位年近百岁的著名老作家先我们而去，有人撰文悼念说是“惊悉”，我当时十分地不以为然：人活百岁终有一死，怎么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