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竖是骗，为何不骗人笑？

《扬子晚报》的鞠健夫同志来北京采访我，亲不亲，故乡人。又听他说起家乡人民对我写的相声作品都很熟悉，心里觉得特别高兴。

我生在北京，老家在江苏省的南通市。十七岁的时候第一次回老家，看着那深宅大院，那古旧潮湿的老屋，心里总有一种灰暗阴冷的感觉。幸亏那时我十三岁的小表妹（她现在刚刚做了母亲）总陪我到野外去玩，我们一起折下嫩绿的柳枝，在草地上奔跑嬉闹，这才觉得稍稍明亮温暖了一些。后来读唐诗，“今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乡情”，总觉得好像是专门为我写的，即文化人所谓“勾起了悠悠乡情”之类。

如今涉足文艺界，虽不敢说家学渊源，但也事出有因。我家祖辈虽说是经商的——听说是又开钱庄又开当铺，总而言之是千方百计地盘剥劳动人民——但也出过几个文艺爱好者，在大院里办了个“小小剧社”，后来驰名中外的大艺术家赵丹、顾尔已当时都是这个剧社的成员。现在老家亲戚中搞文艺的也不少，比如上海的导演梁廷铎，南京的作家顾尔镡，都算是跟我爷爷一辈儿的，不提也罢。

还有写评论的顾小虎，拍电影的顾永菲，论辈分我也该叫声“叔叔”、“姑姑”什么的，好在小虎和我是好朋友，于是就改称“小虎兄”了（当着他爸爸可是不敢）。

我的事业也是在家乡起步的。我的第一篇小说就发表在南京的《青春》杂志上，题目叫《中学时代的朋友》，那年我二十岁，正在北大读书。那篇小说与相声一点儿也不沾边儿，是一篇地地道道的纯情小说，高晓声曾撰文说它“别具一格”，能使人产生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当然是他那个年纪的人说的话，我们当时可确确实实地正在“美好”之中呢！小说发表后获得了首届“青春文学奖”，我还收到了好多读者来信，大部分是当年的“纯情少女”写的。算来她们现在也是三十岁的人了，如果和丈夫、孩子一块儿读这篇文章，大约也只能剩下“美好的回忆”了吧？

后来《青春》又发过我的《大荒山纪实》《决战前夕》《家庭会议》等作品，可就有点“幽默”的意思了。我开始写相声以后就告别了小说，告别之作也是在《青春》上发表的，题目叫作《大海边有一个小姑娘》，先别说内容，单看这题目，你就知道该有多么的“纯情”啦！

我改行写相声是因为我喜欢相声的幽默。生活已很沉重，活着也不轻松，如果闲暇时欣赏的文艺作品还是那么沉甸甸的，岂不太累了？先不说那些感人肺腑